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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觀點：當第四次工業革命與“包容性增長”進行中國式的“金鑲玉”后，必將在“公平、普惠”的名義下增進人類福祉，并讓更多的底層人民分享“新技術”的美好。
6月27日至29日，2017年夏季達沃斯論壇召開，主題是“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”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特別致辭表示，實現包容性增長，就是增強社會公平性和發展普惠性，就是實現可持續增長。與以往的工業革命相比，在新工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，具有更大的可能性。以網絡化、數字化、智能化為代表的新工業革命，不僅創造了新的供給與需求，大大拓展了發展空間，也給各方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、平等參與的機會。
筆者認為，李克強總理提出“增強社會公平性和發展普惠性”等“包容性增長”的主張，極具歷史使命價值，“包容性增長”甚至可以稱作新工業革命的“金鑲玉”。這是因為，“包容性增長”的社會公平性、發展普惠性等核心價值理念，能夠有效避免新工業革命帶來的風險和弊病。
應當說，每次工業革命都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，并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，至今仍造福于我們。不過，環顧人類工業革命的歷史，其帶來的往往并不是“公平普惠式”的美好。
十五十六世紀，英國等地出現了“羊吃人”的“圈地運動”（養羊圈占農民的土地），這所謂的“資本主義血腥發家史”誘發和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（蒸汽機廣泛使用），失地農民與破產的小手工業者成為了廉價勞動力。
從眾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到，貧富差距開始明顯加大：1803年，最富裕的1.4%家庭取得了國民總收入的15.7%，1867年時0.07%的家庭取得了16.2%的收入；1803年收入最多的2%的人占有國家財富的1/5，1867年則為2/5。另外，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為了獲取廉價資源、勞動力和市場，開始對外大規模殖民，落后國家成為被侵占和掠奪的對象。
有學者以南北戰爭結束后的美國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（電氣化時代）和第三次工業革命（信息化時代）的觀察對象，在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工商金融業崛起的背后，陰暗面也同樣令人觸目驚心：市場化環境下，人（勞動力）和自然（土地、資源、環境）都成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，工人工作條件非常惡劣、工作時間長、缺乏勞動安全保障，并出現了環境惡化等問題。
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，也就是人類在人工智能、機器人、物聯網、無人駕駛汽車、3D打印、納米科技、量子計算等各種高科技方面的革命。它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風險和挑戰，甚至可能遠超之前的工業革命。2015年，新興技術成為“焦點風險”之一。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就表示，“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為經濟、社會和個人發展創造新的機遇，從而向個人和社區賦權，但同時也會導致某些群體的邊緣化，加劇不平等，催生新的安全風險，以及破壞人們的社會關系。”
新技術將進一步凸顯收入不平等。這并不很難理解，對新技術的投資使技術工人受益，而非技術工人仍然受窮。有報告稱，710萬個工作崗位將消失（電話銷售、保稅代理人等被替代的可能性最高），取而代之的是計算機工程、自動化、數學等專業崗位，而這個數量為210萬人。這意味著，科技進步創造的新財富在初次分配中將主要分配給這210萬人，還有相當多的人可能面臨失業的威脅。
新技術也將進一步拉大強國與弱國的差距。國際貿易技術差距理論認為，技術實際上是一種生產要素，并改變勞動力、土地等傳統比較優勢，技術差距直接決定著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工業品貿易。我們完全可以預見，第四次工業革命將使得美國等強國與發展中國家的“技術鴻溝”進一步擴大，并導致國家間差距的“馬太效應”。
一言以蔽之，如同每次工業革命一樣，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將創造更多的物質和財富，但核心問題在于，所創造的利益和財富能否惠及各方，讓人民共享？如何讓社會更協調和平衡？這個“人類之問”，如今可以用李克強總理的“包容性增長”主張來作答——“使更多的人、企業、國家在新工業革命中實現更好發展”。這既是未來愿景，也是行動路徑，更是2017年夏季達沃斯論壇留給人們的寶貴財富。
我們完全可以相信，當第四次工業革命與“包容性增長”進行中國式的“金鑲玉”后，必將在“公平、普惠”的名義下增進人類福祉，并讓更多的底層人民分享“新技術”的美好。或許只有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們才能將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改寫成“第四次工業文明”，這才是人類探索新技術進步的終極價值目標。
（作者：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、中國經濟網專欄作者 盤和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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